贾跃亭的最后底牌：第二信托，是诚意还债还是金蝉脱壳？

今年9月份，乐视网前创始人、Faraday Future（FF）联席CEO贾跃亭通过微博宣布设立第二个债权人信托，承诺将未来个人潜在收益的50%用于偿还其在中国法律体系下尚未了结的债务。

此举延续了他自2017年赴美以来的“还债”承诺，但背后所反映的跨境债务法律冲突、信托结构局限性及商业可行性争议，使其成为观察跨境债务重组的一个典型案例。

图源：微博

一、跨境债务的法律分割：中美破产体系的双重困局

贾跃亭的债务问题自始具有跨境属性，2019年，他在美国依据《破产法》第11章启动个人破产重组程序，借助“自动中止”条款暂时冻结债权人的追索，并设立了首个债权人信托，将所持FF股权注入其中，约定以股权变现所得偿还债务。

这一安排在美国法律框架下具备效力——2025年4月，贾跃亭称“在美国法律下已无债务”，依据正是美国法院批准的破产重组计划对已申报债权的豁免。

然而，中国法律体系下的债务清偿逻辑则完全不同，截至目前，中国法院仍将贾跃亭列为失信被执行人，其未清偿债务超过10多亿元人民币。

这一矛盾源于跨境破产承认与执行的实际困境：中国尚未加入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跨境破产示范法》，对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主要依据《企业破产法》及司法实践中的“互惠原则”。

由于中美之间缺乏稳定的跨境破产司法协作机制，美国法院的债务豁免裁定无法直接在中国境内生效，中国债权人仍需通过境内法院申请执行，而贾跃亭在境内的可执行资产已基本处置完毕。

在此背景下，第二个债权人信托的设立被视为填补法律空白的一种尝试。

首个信托的资产（FF股权）及偿债安排仅受美国法律约束，无法覆盖中国境内债务；而第二个信托的核心目标，正是通过绑定贾跃亭未来的个人收益，为中国境内债权人提供一条新的偿债路径。

二、二次信托的结构透视：未来收益的“画饼式”风险

与首个信托以FF股权为核心资产不同，第二个信托的资产来源更为复杂，其本质是与FF及QLGN（Qualigen Therapeutics）的商业命运深度绑定的“对赌”。

1、FF股权激励的虚幻性

贾跃亭的股权激励分为两个阶段：

• 第一阶段，FF股价每上涨5美元或市值增加7亿美元，他可获得1%的股权激励，上限为5%；

• 第二阶段，在持有5%股权的基础上，股价每上涨20美元或市值增加30亿美元，可再获1%的激励，累计上限为9%。

要获得全部9%的股权，FF股价需突破106美元（约为当前股价的100倍），或市值达到160亿美元。然而，截至2025年7月，FF市值仅约1.6亿美元，股价长期在1美元左右徘徊，且多次面临纳斯达克的退市警告。

股权激励的实现难度极高，其价值高度依赖股价表现，而FF本身的商业生存能力仍存有重大疑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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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QLGN投资收益的杠杆风险

QLGN是一家专注于癌症治疗的生物科技公司，目前仍处于业务转型阶段，尚未实现稳定盈利，贾跃亭通过借款方式对其进行投资，意味着这笔投资本身带有杠杆属性。

收益的实现不仅取决于QLGN的技术转化与产品上市等商业进程，还需优先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，剩余部分才能纳入信托用于偿债。

这种“二次分配”结构进一步降低了债权人实际可获得的收益。

三、贾跃亭设立还债信托而非直接偿还的深层动机

贾跃亭选择设立第二个债权人信托，而非直接偿还债务，本质上是一种经过设计的债务重组与资产隔离策略，旨在实现“债务延期、资产保护、信誉修复”的三重目标。

其一，规避法律追索风险

贾跃亭在美国的债务已通过破产重组和首个信托安排获得解决，但在中国仍有未了结的债务。

由于中国尚未全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，债权人仍可通过法院判决对其在中国境内的资产申请强制执行。

通过设立第二个债权人信托，贾跃亭试图将中国债务纳入美国法律框架下的重组计划，延长清偿周期，从而避免被中国债权人直接追索。

其二，实现债务重组与延期支付

贾跃亭在中国法律体系下仍有约10多亿的债务未解决，直接偿还不具现实可能。

借助信托安排，他将债务转化为对未来收益的分配权，而非立即支付现金，从而为FF和QLGN的业务发展争取更多时间，以期未来产生可用于还债的收益。

其三，平衡偿债与事业发展

FF的造车业务需要持续投入大量资金，而贾跃亭个人资金有限。通过信托安排，他可以将部分收益用于还债，另一部分继续投入业务运营，以此在偿债压力与公司发展之间寻求平衡。

其四，修复信誉与公众关系

设立还债信托是贾跃亭试图重建公众和债权人信任的一种方式。通过公开承诺将未来收益的50%用于还债，他意在表明自己具备偿还意愿，但需要时间实现收益。这种制度化的承诺比口头表态更具说服力，有助于缓解外界对其“跑路”的批评。

然而，贾跃亭的信托安排仍面临中国法律对境外信托的严格审查：根据中国《信托法》第15条和第17条，信托财产应独立于委托人的其他财产，原则上不得强制执行，但若债权人能够证明该信托设立存在“欺诈性转移资产”的意图，中国法院仍可能穿透信托结构，追索相关财产。

总体来看，贾跃亭的第二个债权人信托更多是一种法律架构上的策略安排，旨在通过未来不确定的收益来应对当前债务困局。然而，从实际可行性角度看，这种高度依赖FF和QLGN业务成功的偿债路径几乎难以真正解决其债务问题，更多体现为一种拖延战术与形象修复手段。

随着中国在跨境债务追索机制方面的不断完善，以及香港法院在相关案件（如对许家印信托的判决）中形成的先例，贾跃亭的信托安排可能面临愈加严格的司法审查。

贾跃亭的案例，深刻揭示了在高净值人士的财富规划中，进行前瞻性、跨司法管辖区的合法合规安排的重要性。面对市场与法律的不确定性，专业的全球资产配置与风险隔离方案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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